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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乾:缅怀刘笑敢先生暨2006年“朱子与四书 ”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026/08/03   浏览次数:58



丰乾谨按:刘笑敢先生于2026年6月30日凌晨溘然长逝,海内外学界及哲学思想爱好者自发的深切悼念和诚挚追思纷至沓来。就其学术贡献而言,大家都注意到了他在《庄子》《老子》研究方面的探赜索隐,推陈出新,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然而,刘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学术组织者,他一直呼吁打破学科壁垒和学派偏见,并身体力行。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他于2006年召集了“注释、诠释与建构——朱子与四书”等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并组织了多种形式的研究、对谈和访问,创办了《中国哲学与文化》学术辑刊,精心设计每一辑的主题。他关于诠释与定向的卓越见识,已成为典范;他也是当代四书学研究的有力推动者。现姑作两联以志缅怀;同时重温他组织的朱子与四书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以飨读者。





竭泽而渔四海论学文不苟作;

尽诚以格众生为念情乃深发。


学为人师常葆自然如赤子四海有誉;

知与道合久居预流是大人古今无偏。

——缅怀刘笑敢先生

2026年7月30于Beat365官方网站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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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四书学与诠释学———香港中文大学“朱子与四书”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刊于《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于2006年 5月16-18日召开了“注释、诠释与建构——朱子与四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合办,台湾大学东亚经典研究计划协办。来自两岸三地、北美和新加坡的 4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四书集注》的诠释学问题。学者们在朱子学、四书学和诠释学方面各有侧重‚折射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些现状和趋势。


一、“四书学”兴起的可能


朱子居家治学之紫阳楼(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镇,邱汝泉摄)


经典诠释和哲学体系建构是朱熹学术思想的两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本是属于不同时代,各自独立的思想著作,朱熹如何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又如何通过注释、诠释阐发原著的蕴涵,并发挥自己的思想,建构了一个宗旨鲜明、内涵丰富的哲学体系。这些问题正在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关注。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四书升格”的具体过程。束景南详细考辨了“四书”由传升经、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指出“四书”成为一个相对立完整的经典体系,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蔡方鹿认为,朱熹首创“四书 ”二字,建构起以《四书》义理之学为主体的新经学思想体系。将经学、理学、哲学三者贯通‚以注经的形式把经学理学化、哲学化。

关于程朱,特别是朱熹反复强调阅读“四书”的次第问题,成中英通过讨论朱熹在《大学》与《中庸》章句序中论述的“四书”次第,说明朱熹哲学并非仅在进学的次第上做功夫,而是另有其哲学逻辑次第的系统。

陈荣开则以《中庸章句》为对象,考察了朱子对《中庸》所进行过的复位章句的工作。进而分析朱子在经文“支分节解”之后,又如何论证此书的“脉络贯通”。

这些考察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其一、朱子无疑是“《四书》学”的集大成者‚但是他的四书学能否取代同时代及后来思想家的四书学?换言之,“《四书》学”是从属于朱子的研究,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

其二、如何看待“四书”没有和 “五经”并立之前,有关它们的注释和研究?

其三、对朱子《四书》学的评价,其实在后世有很大分歧。这样的分歧和思想史的脉络有什么关系?



二、朱子学面临的转折




近年来,朱子学研究者开始注意从朱熹对于思想经典的诠释来研究朱熹的思想体系或思想命题,由此形成了对朱熹思想的新的认识。本次会议也有这个特点。

李存山认为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已经确立了人与物“理同气异”的思想,但是在《四书集注》中却出现了 “理同气异”和“气同理异”两说的不同。他认为朱熹之所以持此两说,是因为从性善论发展到泛性善论的不同。他以朱熹注释和诠释《孟子》的“生之谓性章”为例,说明《四书集注》的使命是要使道学的思想尽量符合经典“本文”的原意。朱熹关于 “气同理异 ”以及 “气异而理异 ”的诸说,都只是牵就《孟子》本文的 “经说 ”。

劳悦强也认为朱熹诠释古籍,务求深得作者“本意”。他从《论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入手从概念范畴、语用分析、文脉内证、文际互证,乃至义理通贯各方面,为朱子之说补充理据,讨论了朱子的诠释学。

金春峰认为,《中庸》及《四书集注》的纲领或指导思想,不是“理在心外”的所谓“理学”,而是 《中庸章句序》之 “道统说 ”。这使《四书集注》具有某种宗教之神圣性。由 “十六字心传 ”之道心人心思想,亦使《四书集注》的思想实质是“心学 ”。

方旭东则以朱熹对《中庸》“鬼神 ”章的诠释为中心,考察了朱熹对鬼神的界说。

朱子关于同一命题的不同说法对当今的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挑战。从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出发,可能会发现朱熹不同的思想世界。



三、诠释与体会的异同


朱熹诠释、注释《四书》的方法和特点和与会学者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刘述先集中讨论了朱熹《四书集注》与《易经》诠释的相关问题。他认为朱子虽然擅长分析,但还是中国哲学知识、存在、价值融贯的传统;虽强调认知,终极追求的还是圣学的实践,不是建立西方式的无色彩的客观知识的系统。

蒙培元从方法的角度总结了朱熹注释《四书》的特点:重视文字解释揭示本来意义;拓展解释空间,确立普遍原理;运用分析方法,建立分层理论;转换解释向度,赋予新的意义;重建形上学;回到直觉体验,追求圣人境界。蒙培元强调,在《四书集注》中,朱熹提出了“豁然贯通 ”“深体味之”“以身体之”“须实体察 ”“体之而实”“熟味而深省之”等直觉体验的方法,以表示其中的深意和道理,要人们亲自去体验、去直觉。这也是一种解释方法,而且是最重要的解释方法。

朱汉民认为,从《四书》的文本意义及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来看,均可以明显地发现,《四书》学坚持了圣门第一义的实践精神,将儒学建构成如何成就内圣外王的儒家工夫论体系。彭国翔提出,对历代大儒来说,读书或儒家经典的诠释固然包涵丰富的“诠释学 ”活动;但同时,它更是一种通达圣人境界的身心修炼工夫,具有强烈的宗教学意涵。

何俊认为,朱熹的《四书》诠释把经典诠释的标准确定为融汉学训诂与宋学义理为一身,以训诂为基础,以义理为归宿,从而不仅整合与超越了二程与王安石各自代表的宋学,而且使宋学在涵盖汉学的基础上,以经典诠释的方式,使宋代儒学在办法与思想两方面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黄俊杰以体用概念为例,分别论证了朱熹以诠释与哲学建构之间的交融性以及逸脱于经典原始脉络之外的紧张性。他提出以“视域融合”迈向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的动态平衡求得“对话的”经典诠释法与“历史的”解释法之间的平衡。

周启荣认为,朱熹《四书集注》在建立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中在融合知识与宗教的隔阂以及争取当局支持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等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伍安祖认为,深入反思朱子的古经哲学和批注的功夫,不单可以看出经书对朱熹的意义,更可看出朱熹对经典的解释一方面受时代脉络的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遵循了该经典本身原有的基本意涵和规范。

刘笑敢提出的“跨文本诠释”的概念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他强调在一般的经典诠释活动中有 “两种定向 ”(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的紧张和冲突。而朱熹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是突出的。

在“诠释学”背景下,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朱子的诠释方法和朱子对于诠释的看法。而朱子更强调的则是对于经典的阅读、涵泳、体会和实践。这一点,近年来的研究者以及几位与会学者都注意到了。问题在于,对于朱子与《四书》的研究,究竟是西方诠释学的展开,还是“朱子读书法”的重温,抑或是二者的结合?这不是一次学术会议能够解决的。









图文|张丰乾

编辑|吴晶晶

审核|傅灿斌

终审|张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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